晨星勵志館

　　十八世紀末，十三個剛剛獨立的英聯邦殖民地成立了北美聯盟，這無疑是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可行辦法。但是它作為今天美利堅合眾國的雛形，也是一個精神聯盟，它以追求更高目標為己任，譬如「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美國人也堅信，自由社會的惠顧是以風險和義務為代價的。正如班傑明•富蘭克林所言：「那些為了短暫的安全而將自由放棄的人根本就不配擁有自由與安全。」因此，對於以這種思想為核心價值觀的美國人而言，物質享受和道德理想必然是相輔相成的。
　　此外，美國是以獨立國家的聯盟形式出現的，儘管有著共同的語言文字，但在其他諸多方面卻存在明顯差異。如果分歧導致某個州退出，其餘各州就會群起而攻之，以維護聯盟的完整性。因此，如果不把北美聯盟同時看作現實與精神上的雙重聯盟，就不可能造就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
　　在美國，南北戰爭讓北方聯邦取得了至高無上的統治權，並在外交事務上擁有絕對權威。北部聯邦的勝利，否定了南方聯盟要求所有成員國均享有完全自主權的訴求。
　　不同的是，在歐盟，聯盟的存在僅限於形式，每個成員國均享有獨立自治權。即便是最基本的許可權範圍，歐盟也只能對各成員國的權利主張制定嚴格限制，並要求其做出相應妥協。這種聯盟的奇怪之處還在於，並非所有歐洲國家都被納入其中。而且有些成員國使用統一貨幣，其他國家則使用自己的貨幣；歐盟沒有統一的防禦政策，更談不上統一的軍隊。此外，每個成員國都有自己的歷史，獨有的身分與認知，對犧牲和妥協也有著不同的理解。即使是作為全球力量不可或缺的軍事指揮權，居然也由各成員國獨立行使。為方便起見，歐盟始終給予各成員國自由選擇的權利，只要覺得不便，成員國就可以脫離歐盟。歐盟對退出沒有設置任何限制。
　　從實質上說，歐盟只是個經濟聯盟，不同於防禦聯盟，因而其根本作用只能局限於最大程度地推進經濟繁榮。這種局限性意味著，追求更高的目標與犧牲國家安全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歐洲聯盟僅把國家的安全和福利作為精神目標，一旦回到現實，就只能屈服於並不完美的現實。因此，歐盟根本就找不到真正的道德基礎，激勵每個國家去為歐盟的遠大理想而戰鬥和犧牲。

　　在反恐戰爭中，美國的另一次冒險之舉是二○○三年入侵伊拉克。儘管在今天看來，入侵伊拉克是一個毫無爭議的錯誤，但是在談到它時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當時決定攻打伊拉克的背景。二○○二年二月，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紛紛要求美國軍隊離開它們的土地，但巴基斯坦在來自印度和美國的強大壓力下勉強同意擁護美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阿富汗已經完成了他們預先制定的任務，接著美國將選擇另一個國家作為下一步行動的目標。
　　在少了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勁敵之後，可供美國選擇的目標極其有限。本來，美國應該像二十世紀七○年代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黑色九月」一樣，向基地組織發起一場情報戰爭。然而，由於在該地區缺乏合作者，因此美國沒有能力對基地組織發起所謂的情報戰爭。
　　於是美國只能採取第二種選擇──完全的防禦模式，即在依賴國家安全局的同時寄望於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能夠打亂「基地組織」領導對其成員的領導，以避免他們發動新的襲擊。從理論上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掌握了恐怖襲擊者的資訊，並在機場等邊界地帶形成保護帶，以防恐怖份子進行滲透。耳聽為虛，實際情況不一定有這麼樂觀。
　　聯邦調查局從來都不能保證美國國內不存在任何恐怖份子，同時也不可能完全保證，他們不會以其他的形式進入美國。在下一次恐怖襲擊發生之前，美國民眾還可以抱有幻想，認為現在的美國已經沒有隱患，或者認為美國總統十分稱職。但是由於恐怖襲擊發生的時間和性質的不確定性，它所造成的損失必定難以估量。一旦美國再次遭遇恐怖襲擊事件，民眾就會開始懷疑，美國究竟有沒有必要在穆斯林世界耗費鉅資，甚至不惜犧牲美軍將士的生命。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又得到了什麼？
　　布希政府試圖制定一個既能打擊恐怖組織、又能完美契合美國長遠利益的國家戰略。這就需要美國找到一個既能迫使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更加積極主動地收集、分享情報，又能讓美國在長期衝突的中東地區佔據主導的辦法。

 　　預言未來一百年必須著眼於事件，而預言未來十年必須著眼於人物。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對那些能夠從長遠角度塑造歷史的非人為因素進行了探討。然而人類的壽命十分有限，在我們短短的一生當中，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往往並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大影響，反倒是那些特定人物的特定決策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本書是關於未來十年的短線分析：我們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將會產生哪些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將會帶來何種結果。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確定的時間跨度越長，未來就會變得益發神祕莫測。但是，我的觀點卻恰恰相反，因為個人行為才是最難預料的因素。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一個國家會產生不計其數的個人決策，然而每一項個人決策都會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因此沒有哪一項決策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反之，在短短的十年間，特定人物，尤其是那些重權在握的政治人物所做出的重大決策，將會對我們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一書所書寫的是為理解未來十年提供了一個框架。但那只是一個框架而已。
　　預測未來一百年，是一種辨別「不可能」的藝術，首先要確認，然後再排除所有那些至少從邏輯上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其原因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所言：「當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那麼剩餘的無論多麼匪夷所思，也一定就是真相。」
　　然而，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這些舉動或者愚蠢或者英明，而只有當時間跨度足夠長時，個人決策才不會顯得舉足輕重，從而降低我們進行預測的風險。當你已經從長遠的角度對未來做出預測後，就可以回溯一下，觀察未來十年事情將會如何發展。十年這樣的一個時間框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這樣的時間長度足以讓那些重大的、非人為的力量得以充分施展，同時又短得正好讓那些特定人物所做出的特定決策規避可能難以避免的後果。因此，在十年的時間跨度中，歷史與權術狹路相逢，同時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輕忽。
　　一般情況下，我不會熱衷於對某項政策的爭辯，因為我最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想要哪些事情發生，而是可能會有哪種情況出現。但是，如果只考慮未來十年的話，那些從長遠角度看來或許無關緊要的事件仍然會對我們造成深刻的影響。因此，它們對於未來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具有現實意義，本書中既是一種預測，同時又是一種探討。
　　之所以從美國談起，原因與對一九一○年的研究必須始於英國一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處於世界的中心一樣，無論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今天的全球體系仍在圍繞美國運轉。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闡述了美國的長期優勢。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不得不論及美國的缺陷和劣勢。幸運的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些缺陷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是由於你我生命有限，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往往有著切身的感受。在這些問題中，大多數源於亟待解決的體制失衡，有些是領導決策問題，因為在短短的十年中，人為因素會變得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就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