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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星期一。我在樓下等了好一會兒,等待時,每回我探出大門,情報人員就會舉起鏡頭,接著一位黨工出現領我上樓,坐在一個狹小、牆上的藍色油漆已經剝落的等候區。倏地,辦公室的木門打開了,我一起身,就和世界上最受崇敬愛戴的其中一位女士面對面。
  許多和翁山蘇姬會面的記者,都對她的外貌做出了評論,雖然我已決定要避免這麼做(不知為何男性政治家從不會被評論外貌),但她一出場時還是驚為天人。她穿著一席紫色龍基(longyi,另稱紗籠sarong),上身搭配粉色的襯衫,髮上繫著象徵她的茉莉花。去年夏天,她剛度過六十五歲生日,在過去的二十一年來,有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都被軟禁在家裡。但她看起來就像四十五歲一樣,甚至感覺起來更年輕,更精力充沛。二○一○年十一月獲釋後,當她在總部前首次公開演說時,台下的幾百人,或者是幾千人,一定跟我深有同感。
  「她一生中歷經了比大多數人更多的挑戰,但她看起來就像是剛結束為期兩星期的假期一般。」一個參與仰光活動的國際觀察家說。
  我們在離對方不到幾尺的沙發上坐下。她看起來輕鬆自若。於是我先問起她的活力充沛和好心情。
  「這一點也不奇怪,」她用一種反諷的眼神這麼說著:「軍政府讓我休息了七年,讓我現在能充滿活力地回到工作崗位上。」
這麼長的時間,換作是一個不那麼樂觀的人,就會將其定義為浪費生命。但是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來說,她擁抱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並且樂觀正向地度過這些年來監禁受制的孤立生活。
  「隨遇而安,」她笑著說:「我的律師在軟禁期間至處所來探望我時,我可以隨心所欲地談天說地。」
  她注意到我臉上疑惑的表情,繼續說著──「我認為自由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心靈上的。如果人認為自己自由,那就是自由。有些時候人會獨處,只要時間是屬於自己的,這時就再自由不過了。另一種是環境形式上的。你所處的環境自由嗎?我的答案絕對是否定的,因為我不認為緬甸是個自由國家。」
  我和她會面的同時,大部分的阿拉伯國家,正面臨著革命和人民起義改變政治結構。緬甸當局試著封鎖這些消息,擔憂騷動會散播到緬甸,但人民還是知道了。
  翁山蘇姬說:「他們禁止當地郵報刊登任何相關新聞,但許多人還從廣播和網路得到消息。無論一個政府多極權,人民終究會知道什麼正在發酵。這跟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被逮捕時,很不一樣。事實上,這跟七年前,我最後一次被逮捕時,也很不一樣。」
  很顯然,有一個原因導致政府如此積極於控管這些資訊,因為這些在阿拉伯國家的人民起義,和一九八八年在緬甸發生的起義,有很多雷同之處。這些事件,終於讓翁山蘇姬向前邁進,並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但她也察覺到了不同:
  「目前在世界的每個角落,人民已經厭倦了壓迫和獨裁。這樣的事會一再上演。我認為人民必須切記這樣的進步需要多年努力。例如,埃及從五○年代初期就是軍權統治。某些程度上來說,突尼西亞也是。感覺上,示威群眾似乎以很快的速度扭轉情勢,但必須考量的是,這些力量都是多年累積成就的。還有,埃及的軍隊決定不朝群眾開槍,這是和緬甸政府最大的差異。」
  於二○○二或二○○三年,將近兩年的時間,是翁山蘇姬最後一次恢復自由身的時候,且得以繼續她的政治工作。全國民主聯盟在緬甸境內規劃了一連串的巡迴演說,雖然軍政府宣稱她的明星光環已經消失、政治魅力不再,但還是有成千上萬的人前來聽她的演說。這一次,她說她已經不受任何限制。她理應可以為所欲為,在這個國家內到處旅遊。但軍政府早已聲明,讓她自由的前提是建立在她不能明示任何會挑起反動的徵兆。所以當我和她會面時,她仍按兵不動。
  她說:「我的行程,已經排滿了在仰光及辦公室的大大小小會面,所以,一定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好好看看這個國家。」
  她已經會晤了一長串不可計數的黨員、外交官、外國政客和記者。她的面容和姓名不是出現在時代雜誌(Times)、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半島電視台(Al Jazeerea)、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其他國際媒體的版面上,就是成為頭條。她也和許多緬甸境內其他的政治團體會過面,有來自其他政黨的,以及主要少數族裔人士的代表。
  從她最早的評論和訪談中就可看出,相較於七年前她所處的政治環境,翁山蘇姬現在多了些摸索與不確定感。因為她多次談及對話的重要性。「我想要傾聽人民的聲音。」首次演講時她這麼說,「然後我們再決定下一步,我希望能倚靠所有民主的力量。」

(節錄自《翁山蘇姬傳:自由無懼‧因愛而戰》)

http://www.morningstar.com.tw/bookcomment-2.aspx?BOKNO=01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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